电报网9月11日讯：8月24日，加密通讯应用Telegram(电报)的创始人，俄罗斯亿万富翁帕维尔·杜罗夫(Pavel Durov)被法国警方逮捕。经过四天的审讯后，他被指控多项罪名。现阶段，他在交付了500万欧元的保释金后已被释放，但必须每周两次前往法国警方报到，并被禁止离开法国。他的兄弟、Telegram 的联合创始人也被通缉。(本文原文最初于9月2日发表于marxist.com，译者：Dylan)
法国当局将这一非常大胆的行动呈现为一次打击网络犯罪的例行行动，旨在遏制日益增长的儿童色情等非法活动。马克龙则表示，这次逮捕是“非政治性”的。
认为司法部的一个小办公室会单单因此追捕俄罗斯的“马克·扎克伯格”，即负责掌管近十亿人使用的私人通讯的帕维尔·杜罗夫，是简直可笑的。
相反，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令人震惊的政治攻击，旨在打击言论自由和通信隐私。法国政府及其盟友的真正目标是获取Telegram庞大的用户信息，设立法律先例并告知世界：任何不让秘密警察窥探内容的通讯服务，都将面临法律的全力攻击。
“共谋”?
杜罗夫被指控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罪名，包括贩毒、诈骗和持有儿童色情作品。然而，杜罗夫本人并未犯下这些罪行。他被指控为这些罪行的“共谋”，原因仅是这些非法行为发生在他的平台上。
杜罗夫被指控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罪名。这就像指控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为所有印刷在纸上的垃圾内容负责一样荒唐。实际上，杜罗夫的“共谋”指控只是法国警方掩护真实动机的幌子。许多富有的罪犯以及帮凶都曾在法国安然无恙地逗留。
马克龙政府款待过全球无数的独裁者，包括沙特的屠夫和以色列的战争犯。2018年，当杜罗夫受邀与马克龙共进私人晚宴时，法国警方对他的“共谋”显然并没有任何异议，当时马克龙还邀请他将Telegram总部迁至巴黎。
除去各种各种荒谬的借口，这次逮捕的真正意图体现在以下指控中：
“拒绝相关部门的要求提供必要的信息或文件”，以及“提供未经认证声明的，旨在提供匿名性的加密服务”。(我们的强调)
欧盟执法机构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早在今年年初就明确声明禁止端到端加密，并要求科技垄断企业在其系统中设置后门以便公司和警方能够监控用户数据。这才是此次逮捕的核心问题所在。
Telegram
这次对杜罗夫的打击是各国政府为试图获取其平台数据而采取过的威逼利诱里面最新、最为大胆的举措。
杜罗夫与他的兄弟在2006年创立了俄罗斯版的Facebook“VKontakte”。自2011年起的反对俄国政权的抗议浪潮起，他们就因拒绝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披露抗议者身份并拒绝将平台出售给亲普京的寡头承受压力。在2013-2014年乌克兰的“迈丹运动”期间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杜罗夫的房子被突击搜查，最终被迫出售VKontakte并逃离俄罗斯。
2013年，在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揭露微软、谷歌、苹果等科技巨头向美国情报部门提供后门访问权限后，杜罗夫创立了Telegram作为一个安全的通讯平台。
Telegram迅速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通讯应用之一，但也引起了各国政府的敌意。2017年，杜罗夫的手机被法国和阿联酋联合黑入(杜罗夫拥有两国的双重国籍)，他还表示，一直都会在机场遇到试图让他合作的FBI特工。由于Telegram始终拒绝交出用户信息，自2015年以来，该应用在31个国家被暂时或永久封禁。
除了毒贩、色情业者、泽连斯基、哈马斯——讽刺的是还有法国内阁——Telegram也是香港、伊朗、泰国和白俄罗斯等地抗议和革命运动的重要组织工具。我们自己的制作但正是因为Telegram一直以来抵抗住了这些压力，它才如此受欢迎。如今，Telegram拥有9.5亿月活跃用户，而2021年时这一数字为5亿。它成为了全球统治阶级庞大监控体系中的一个盲点，因此成了那些希望安全联络的人的避风港。
除了毒贩、色情业者、泽连斯基、哈马斯——讽刺的是还有法国内阁——Telegram也是香港、伊朗、泰国和白俄罗斯等地抗议和革命运动的重要组织工具。
Telegram在乌克兰战争中对双方都是极为重要的通信工具。根据前俄罗斯航天局局长的儿子的说法，Telegram在俄罗斯一方被用于“情报传输、炮火修正、无人机视频流”等功能。据鲁斯兰·列维耶夫(Ruslan Leviev，一个调查俄罗斯军队活动的组织负责人)估计，“几乎每个俄罗斯士兵的手机上都安装了Telegram”。
在乌克兰，Telegram成为了至少70%人口的新闻来源，尤其是那些不一定符合西方宣传口径的最新战场信息。由于无法控制信息流动，乌克兰政府曾公开抨击Telegram，甚至在去年威胁全面禁止它。
Telegram因此成为了全球最有价值的信息库之一，吸引着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获取这些信息。任何政府如果能获得Telegram的加密密钥并将其破解(这需要杜罗夫的合作)，都会为其情报机构提供强大武器以监听、破坏，甚至瓦解使用该平台的敌对组织。
这一前景如此诱人，以至于“民主”的法国采取了如此公然侵犯民主的手段。这次行动并非特例，杜罗夫被捕后欧盟和印度也宣布展开各自对Telegram的调查。
如果美国情报机构与此事无关，那将是极大的意外。作为美帝国主义的耳目，国家安全局(NSA)掌控着庞大的全球监控系统。据2021年披露，NSA直接监控了超过23万个个人和组织，收集了数以亿计的国内外通信记录。
斯诺登2013年的泄密揭露了NSA与科技巨头的秘密协议，其表明在背地里这些巨头允许政府监控Whatsapp、Instagram、IMessage和Facebook等平台上的“私人”信息。然而，Telegram用户至今仍未被其控制。一份2021年泄露的FBI文件显示，在所有该机构可以合法获取信息的平台里面，Telegram是最不透明的。特别是考虑到其对俄帝国主义的重要性，使得Telegram对美国情报机构来说尤为有吸引力。
对言论自由的打击
如今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在促进阶级斗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统治阶级对此心知肚明。这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即时通信工具可以被用于组织和协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阿拉伯之春以及最近的肯尼亚和孟加拉国抗议中，政府关闭互联网正是为了切断这种交流途径。因此，互联网成为了政府压制的重点目标。在过去五年中，30个国家在抗议期间共关闭了互联网191次。
法国在西方率先使用了这种手段。2023年，在回应纳赫尔·梅尔祖克(Nahel Merzouk)被警方杀害的抗议浪潮中，马克龙提议禁止Snapchat和Tiktok。今年，法国政府在新喀里多尼亚的骚乱中落实了这一措施，关闭了Tiktok并实行宵禁和部署军队。
然而，当前对言论自由的攻击并不局限于数字世界。欧洲和美国的亲巴勒斯坦活动家都遭到了国家的一系列丑恶的袭击。
Telegram 被完全或部分屏蔽的国家/地区。//图片来源：维基共享资源最近，在 X/Twitter 上拥有大量粉丝的亲巴勒斯坦记者理查德·梅德赫斯特(Richard Medhurst)被英国警察拖下飞机并逮捕，在屈辱的条件下被拘留了 24 小时。他被全程录音却被剥夺了打电话的权利，也无法了解被捕的原因。让这次攻击更加类似奥威尔的小说的是，梅德赫斯特是当天才买机票的，这意味着他受到了严密的监视且是政府镇压直接的目标。他是第一位根据英国《恐怖主义法》第 12 条受到指控的记者。
同样，2023 年法国左翼出版商欧内斯特·莫雷特(Ernest Moret)在前往伦敦书展的途中被捕。莫雷特因为参加法国反养老金改革抗议活动而被根据恐怖主义法拘留，这起袭击事件揭示了英法警方合作骚扰持不同政见者的丑恶面孔。他被盘问是否支持马克龙，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还被扣押了十多个星期，手机卡也被下载。最后警方被迫道歉并支付 50 万英镑的赔偿金。
但这次道歉只是一个例外。近几个月来，无数示威者、记者和学生遭到骚扰、恐吓或监禁，其中包括来自革命共产国际(RCI)的共产主义者。
与斯诺登、阿桑奇和曼宁的事件一样，这些打击都是政治迫害运动的一部分。打着反恐和打击犯罪的幌子，“民主”的帝国主义列强的警察们正在对所有敢于站出来反对其国内外暴行的人进行恫吓和威胁。
共产主义者与通讯自由
我们对帕维尔·杜罗夫并无特别好感。不过，无论他的动机如何，他在世界情报机构的步步紧逼下保持了自己的正直，这是值得称赞的。
帕维尔·杜罗夫的个人品格完全是次要的。他的实际罪行是拒绝协助法国政府及其盟友监视 Telegram 用户。此案真正的关键在于，国家是否有权窥探私人论坛上的私人通信。
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明确反对逮捕杜罗夫，因为这完全是对通讯自由的嘲弄。真正的民主将保障人们不受秘密警察监控的组织权、表达权和出版权。
但当近十亿人的隐私现在取决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时，“民主”——即资产阶级民主——又如何能够确保这些通讯自由呢?在通讯手段被掌握在个人资本家手中的地方，真正的言论自由总是会受到他们私人利益的限制，而这些私人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利益是重叠的，大多数科技界亿万富翁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屈服就是明证。
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常常将共产主义描述为言论自由的对立面。然而，在资本主义下言论自由始终受到威胁，它不是一种保障，而是一种可以随时被剥夺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和阶级斗争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旧制度的捍卫者们就越来越多地抛弃他们的民主承诺，转而使用压制和暴力。